第十二章：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 (第2/3页)
军进逼长江，播军与战于石洞峡（今重庆江北区铜锣峡），击退蒙古军。宝佑二年（1254年），蒙古军由乌蒙渡马湖入川，播军五千奉命阻击，九战九捷，并俘蒙将阿里等。蒙军不甘心入川作战屡战屡败，宝祐六年（1258年），大汗蒙哥亲率十万蒙军入蜀，围攻重庆屏障钓鱼城。此时的播军，分兵一部分与宋军一起坚守重庆并援助钓鱼城，另一部分则南下乌江，牵制涪陵一带的蒙古军。
钓鱼城之战前夕，蒙哥曾经派使者前往招降，但是被守将王坚坚拒，并且斩杀蒙哥来使以示决心。蒙哥大怒，下令围城。又于次年分兵，同时进攻合州旧城（距钓鱼城西十里，时合州城治已迁入钓鱼城）及渠江流域的礼仪城、平梁城，又另派将领纽磷向忠州、涪州发动进攻。蒙哥的战略目的，是试图断绝嘉陵江下游宋军对钓鱼城的增援，孤立并分割钓鱼城。但是时至当年末（蒙哥汗八年、1258年年底），蒙军对钓鱼城周边地区的进攻，均被击退，蒙军在钓鱼城东南角石子山上对宋军水军发动的进攻亦被击败。
蒙军于是改变战法，依靠战船，在嘉陵江登陆，从西北向对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发动猛攻，但依旧无法攻克钓鱼城。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在城下被守城士兵用石炮所发飞石击死，蒙哥大汗本人也被城上所发石炮炸成重伤，不治身死，蒙军被迫撤离。蒙哥死前遗言：日后攻下钓鱼城，当尽屠城中百姓。此后蒙军将领因陷于对可汗位置的争夺，无心征战，这使得南宋的国祚得以延续了二十年。
历史上的钓鱼城之战也被人们称为合州之战，因为宋理宗淳祐三年（1243年），为抗击蒙兵，一度将原合州州治（位于钓鱼城西5公里）及石照县治迁于钓鱼城内，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（1283年），合州及石照县治始由钓鱼城回迁原址，属重庆府路管辖。
仅就钓鱼城之战宋军获胜的原因，可归结为以下四点：
一是钓鱼城的位置处于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环绕的中心处，锁死了三江水路，从而形成了川蜀重镇重庆府北面的重要屏障，使蒙军难以逾越，而在战时又能及时得到来自重庆府的水路和陆路双向支援。
二是钓鱼城依山而建，城墙与山势崖壁相连，堵住了敌军上山之路。宋军沿陡峭山势层层设防，架设炮台、箭塔，能够予敌较大杀伤，从而取得居高临下的军事优势。
三是钓鱼城构建巧妙，分设内城、外城两套防御系统，又利用城墙分割成多个独立防区，而城墙系用坚固条石构筑，杜绝了一点突破、全线崩溃的情况。此外，钓鱼城城墙一直延伸至嘉陵江边码头，宋军可以随时投入江面，依水道从侧背进攻攻城蒙军，以使攻城敌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。
其四是钓鱼城作为一座山城，不仅是战斗单位，同时也是独立的生产单位。城内有完备的水利设施、居民区。城内及周边山岭上的平地，可供城内百姓自耕自种粮食以自给，不惧蒙军的持久围城。
上述诸因素，成就了南宋晚期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，即以弱势步兵，接战优势骑兵，蒙军攻城五个月不下，蒙哥汗且被重伤身死。是役之后，南宋朝廷派遣大将吕文德进驻黄坪，和播州军相互接应，共同部防，以御蒙军。两军相会后，认为要修建一座城池“龙岩新城”，以作为播州的政治、军事中心。这座新城，也就是后来的海龙屯。但可惜的是龙岩新城修筑完成后，尚未及发挥抗蒙的军事功能，南宋王朝已宣告灭亡。
仅就钓鱼城之战的军事意义而言，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：
一是蒙军败北，使得南宋国祚得以延续二十年之久。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：在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，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。而当时率东路军已突破长江天险、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，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，也不得不撤军北返。此时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南路军，一路克捷，已进抵潭州（今长沙）城下，而闻蒙哥死讯，亦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接应下，渡过长江北返。蒙军的北返，使南宋国祚得以沿续。
而从世界史角度来看钓鱼城之战，也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因为蒙哥之死，使蒙军所从事的第三次西征停滞下来，缓解了其对欧、亚、非等国的军事威胁。这一过程具体为：1252年，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，先后攻占今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大片土地。正当旭烈兀准备西进埃及时，忽获悉蒙哥死讯，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，自率大军东还。结果留下的蒙军因寡不敌众，被埃及军队打败，最终未能进入非洲。蒙古国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自此走向低潮。
其三，钓鱼城之战，也创造了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的契机，这对后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强调这一点是因为：蒙哥汗所施行的政策，带有浓厚的蒙古游牧部族色彩，野蛮、残酷，极不适合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，当时甚至有蒙古贵族提出要杀尽汉族王、张、李、刘等七大姓，以改变中国北方为牧场的主张。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中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较深的人，他继位后，能延揽汉族儒士，听从耶律楚材的建议，推行汉化政策，改变蒙军滥杀无辜的政策，使当时中国北方与南方经济，免遭更大破坏。
而回顾钓鱼城之战经过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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