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72章 对症下药 (第2/3页)
大事小情，都瞒不过他的耳目，而且还都能插上手。
杨沅坐在车中，问道：“事情办的怎么样了？”
樊江兴奋地道：“进展非常顺利！”
樊江就把这些时日以来，国子监、太学、武学诸学子们就张宓一案的判而不死，继而上溯根源的事情对杨沅介绍了一遍。
学生们引经据典不断“考古”，发掘出许多对士大夫阶层“法外开恩”的案件。
通过这些案件，他们确信，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规矩，使得许多官员贪赃枉法肆无忌惮，沉重打击了朝廷律法的威严，使得百姓深受其害。
临安府一连出现的几任贪官，诸如张澄、曹泳等人，斑斑劣迹，难以尽数，可最终呢？
他们都将家产转移，然后罢官为民，亦或贬官地方，就算是受到了惩罚。
这和太祖、太宗时候、真宗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那时贪赃枉法严重的官员哪个不是死刑。
等等，太宗？真宗？
不是说太祖皇帝立过诫碑，勒令后代皇帝“不杀士大夫”吗？
太祖皇帝自己不遵守也就算了，太宗皇帝是他的弟弟，不遵守勉强也能理解，可真宗皇帝没道理也不遵守啊？
到底有没有这块碑？
学生们的精力旺盛，同时也有的是时间，几千名学生整日研究这个问题。
他们遍翻各种史籍，结果还真被他们考据出了一些东西。
在这个没有电脑，各种资料的储藏和检索极其麻烦的年代，也只有这些学生，才有这个条件去进行如此详尽有力的质证了。
他们发现，这个所谓的太祖誓碑最初的源头，竟是通过建炎元年从金国逃回宋国的大臣曹勋之口传出来的。
也就是说，在此前的一百多年，全无记载。
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你纵然对外秘而不宣，但是起居录等重要的宫内记录上也不应该没有啊。所谓保密问题，对于史官可是从不保密的啊。
而且，后来的皇帝并不是不想杀啊，学生们在翻阅典籍的时候发现，宋仁宗庆历年间，曾经发生一桩案件，高邮知军姚仲约放纵盗贼。
事情发作，皇帝震怒，宰相富弼认为该杀了他以儆效尤，但是名臣范仲淹上书反对，并且说服了仁宗。
而范仲淹与富弼针对量刑问题辩论的原话是有记载的，范仲淹是这么说的：
“祖宗以来，未尝轻杀臣下，此盛德事，奈何欲轻坏之？且吾与公在此，同僚之间，同心者有几？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，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，它日手滑，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。”
首先来说，祖宗以来，真的是未尝轻杀臣下吗？
太祖、太宗可都没少杀，也就真宗朝变少了。
然而天下已经传了三代，一切相对稳定下来，刑狱较之从前变少了，本也正常。
再者说，就算如此，当时范仲淹说的也是“祖宗未尝轻杀臣下”，而不是不杀。
他的理由更是“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，它日手滑，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。”
这……，这和祖制就没什么关系了吧？
这纯粹是站在士大夫群体的利益上，力促对他们这一群体废除死刑，给他们这一群体留后路而已啊。
接着精力旺盛的学子们便发掘出了更多的疑点。
曹勋说“艺祖受命之三年，密镌一碑，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，谓之‘誓碑’”
时间，地点，后边还有那碑的长宽、内容，俱都说的十分详细。
可就有那好事的太学生去查阅了关于大宋太庙的资料。
太庙建于太祖元年，沿袭唐和五代“同殿异室”制度，初始只有四间，面阔十二间。
也就是说每室恰好分为三间，分别供奉僖祖、顺祖、翼祖、宣祖四庙，此后太祖一生再没有过太庙扩建动工的记载。
那么太祖时候哪来的夹室。
这夹室是后代皇帝扩建后才有的，这分明是曹勋造谣时，不知道太祖时候的太庙没有夹室，所以编出了漏洞。
再者，后来太庙虽然有了夹室，可夹室是干什么用的？是收纳宝物用的。
伴随着大宋的发展，例朝天子祭礼时奉献的宝物越来越多，以至于夹室杂乱不堪。
又有学生查到，当时曾有宗正寺奏言：
“伏缘旧殿六室宝册法物甚多，自来皆于夹室内地棚床架阁，已满。
切虑将来真宗神主升祔之后，法物愈多，安置不尽，欲乞于夹室内各置板棚、胡梯。”
就这等杂乱不堪的夹室里，宝物堆的乱七八糟，都架置板棚和胡梯往上堆了，居然还有一块高七八尺、阔四尺有余的石碑矗在那儿？
“及新天子即位，谒庙礼毕，奏请恭读誓词。”就让刚登基的皇帝跪在乱七八糟的杂物堆里背诵誓词？
而且，太庙是有人打理的啊，还有负责管理的宗正寺官员，他们满屋子珠宝都看到了，就是看不见那面那么高大的石碑？怎么全无记载呢？
而且宗正寺一开始还只是皇室旁系人员担任，后来都是由朝廷官员兼任的。
这种情况下，韩琦、富弼、王安石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吕夷简这些宰相，大胆到戏谑太宗的丑闻佚事，他们都敢在自己笔记中记载并且刊印出来。
可是对他们这些士大夫如此有利的誓碑，他们居然只字不提？
接着又有国子监生考据出，靖康之变，二圣被掳，当时的记载是太庙“门皆洞开，人得纵观”，那些这些去围观的百姓都没有看到几吨重的那么大一块石碑？
他们都没说过呀。
金人掳了二圣之后北归，之后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汴梁又回到宋国的控制之中。
当时的守将宗泽、杜充等官员，以及其他往来于汴京和南京之间的诸多大宋官员，全都没有提及过这块石碑。
建炎元年七月，高宗赵构派人到汴京“奉迎所藏神主赴行在”，这些官员把太庙都搬空了，可石碑呢？
所有搬迁的东西都录了名册，唯独这么重要的一件东西，名册中还是完全没有提及。
再者，这誓碑的内容根本没有必要保密啊。
尤其是太祖皇帝是从周室夺取的江山，周室旧臣充斥于朝野，这等优待前朝皇室的的誓词一旦公诸于众，就能更加收买人心，把它藏之太庙密而不宣是何道理？
又有学子查出，曹勋归国之后，是带回了徽宗御书的，御书就写在他的衣衫里衬上。
上面有宋徽宗亲笔写下的“可便即真，来救父母”、“见康王弟言有清中原之策，悉举行之，毋以我为念”等语。
当时高宗曾将徽宗御书遍示于群臣，那御书中对于誓碑一事也是没有半字记载。
更有人发现了时间上的一个疑点，曹勋当时并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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