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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路六号，日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。
余笑蜀被带到了位于二楼的特高课办公室，推开门，里面是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日本陆军上海总参谋部情报部少佐内野丰。
“余先生，有些日子不见了。”内野丰主动走上前来，拉开办公桌对面的椅子，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。
余笑蜀点头致意，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这半年多，他先是被南京日军华中方面军情报部短暂关押，在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，大局稳定之后，他便被转移到了日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，到了上海他才第一次见到内野丰，从而明白了日军将他关押，但是又不做审判的目的。
到了上海之后，余笑蜀被软禁在虹口的日侨聚居区，虽然没有行动自由，但是日本人对他还算客气，甚至允许他阅读上海本地的新闻报纸，每隔一段时间，特高课就会派员上门拜访，内野丰来得次数不少，大多是闲聊，他并不避讳让余笑蜀落水的目的，说服余笑蜀为日本情报机构服务是他的任务，两个人是做情报工作的，交谈起来很直接。
内野丰表面上很客气，但余笑蜀明白，除非是自己落水当汉奸，否则，他是不会有活着出去的机会了。
上海的报刊在沦陷初期还保持着极大的民族热情和昂扬的斗志，特别是租界，日方的法外之地，报刊每日鼓舞普通民众的抗战信心，刊布各种有利于国府的消息，如果传出谁为日本人服务的消息，很快就会沦为过街老鼠。虽然报刊都在高举抗日爱国的大旗，但余笑蜀还是字里行间到了令人不安的一面，哪怕在租界报纸的报道中，国军也总是在“转移阵地”、“战略撤退”、“迂回包抄”，而这些作战行为的距离，则越来越深入中国腹地、离上海也越来越远了。
余笑蜀很了解新闻界的手法，这证明在正面战场上，国军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，没有实质性的战略胜利，长此以往，希望渐渐消磨，民心必然不能持久。
果然，日子一久，大家的民族热情渐渐让位于柴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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